0929｜大树乡谈 畸形的行政干预，需要最大限度让位于市场

畸形的行政干预，需要最大限度让位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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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周四的文章继续展开。

小镇有个想法：国内很多言必称市场经济的，本质厌恶市场，更期待国家行政干预，只不过他们渴望的是满足自己期待的干预；反之，国家决策层才是真正希望建立市场机制的，只不过在目前阶段，由于包括金融在内的相关人才太匮乏，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微调促进市场机制的成型，期待新人换旧人。

从 2017 年开始，以强调金融服务实体、加强金融过剩出清和整顿等为代表，推动金融行业从自我增值向真正的市场定价机制转变，但实际进展很不理想。

当前明面上，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信贷总量持续下滑，暂时看不到回升的迹象，这对经济可持续是不利的。

那为什么不愿意借钱了呢？

原因有很多，比如房地产模式转变、比如经济形势不理想等等，但聚焦到借钱本身，小镇觉得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于：要么缺乏制度配套、要么现有制度名存实亡，这背后绕不开的是日益扭曲的行政干预。

在信贷上，无非就是政府、企业、个人三方。

目前信贷增长主要靠政府。地方政府因为化债和项目审核要求提升，除了债务置换以外，真正用于实际项目的体量越来越小，所以未来主要靠中央政府发力——这就是余永定说的 "中央政府账本干干净净，但地方政府一塌糊涂"，言下之意是希望中央增加举债。

政府端增加举债的条件和能力都是具备的，也确实有大量需要资金投入的领域，比如小镇经常提到的生育补贴和基本养老补贴，最近还建议设立 "母亲养老金"，按照生育孩子的数量，为母亲提供一定年限的视同缴纳养老金。

虽然国家在 "十五五" 期间确定的 "投资于人" 方向基本定了，那就是投资具备支持人能力的基础设施，本质还是基建。但小镇还是希望增加更多直接投资于人的——一老一幼以及母亲，这三者无论怎么增大投入，都不至于产生决策的道德风险，对未来也大有好处，起码让大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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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扩张的核心卡点是企业和个人。

现在干企业太难了，尤其是重投资的实体创业。靠个人积累的资金创业，没多少人能做到，大多数得靠融资，无非直接融资或者间接融资，当前主要靠来自银行放贷的间接融资。

那么问题来了，根据现行法律，我国采取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有限责任公司比个体户、一人公司强的地方，就在于 "有限责任"——企业经营者只需承担注册资金以内的责任，从而实现企业风险和个体的隔离。

但实际运行中，说个放大炮的话：在当前中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大打折扣，在信贷领域，可以说已经死了。

背靠政府的央国企、资金雄厚的大企业除外，广大民营中小微企业，如果想从银行借出钱来，银行普遍会要求企业的实控人对贷款承担近乎无限的连带责任，否则就借不出钱来；一旦企业经营不当、破产了，不是按照法律只需企业以自身资产承担剩余债务，实控人也就是企业老板也跑不了，所以才会出现大量老赖。

这就像个体的房贷。按理说，银行放贷就应该做好评估，既然用房子抵押申请贷款了，还不起贷款，把房子直接送给银行处置，就足够了啊，何况这里面还有卖房者的首付。那么购买房产价格暴跌的，也不至于成为失信人员，甚至有的把所有财产给了老婆，再离婚自己扛债务，成了老赖，反正就是不还了。

目前国内失信人员是 870 多万人。除了上面提到创业者因承担企业债务导致失信以外，很多是因为房子——这几年房价大跌，如北京周边的香河，高峰两万多一平，现在跌到五六千，不少人当年贷款大几十万买房，几年下来，月供还了几十万、剩余贷款还有几十万，曾经 100 多万的房子只能卖 30 多万了，就算卖出去，拿到的钱都无法还上银行贷款，还得继续还。这合理吗？

更大的危机还是公司经营者，要注意个体和公司的巨大差异。一个人再怎么奢侈消费也是有限的，但创业可是无底洞，所以富裕家庭不怕孩子尽情享乐，就怕孩子想创业，万贯家财都能被快速耗尽。

本来现代金融已明确区分个体和公司。个人贷款无非就是买房子能够申请几十万、几百万量级的贷款，就算个人资产再多，通过个人名义借贷终究很有限；但公司借贷，几百万、几千万不过是起步，这就是公司的高收益、高风险。可一旦经营失败，几千万的债务砸到个人头上，靠打工肯定还不起。

可不增加实控人的连带担保责任也不行。在目前企业经营监管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真严格搞公司和个体的风险隔离，一定会有很多老板想尽办法把公司的钱套出来，再把只剩空壳的公司甩给银行。

无论企业还是个体，在向银行借贷时，显然在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背后是银行风险评估基本停留在纸面上，于是只能以活生生的人作为借贷的担保——这是非常落后的古代做法，被骂 "当铺思维" 一点都没错。

可银行也有难处。毕竟国内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放贷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可企业借贷玩的花样太多了，银行知道有很多造假、骗贷的违法操作，但在政治和经营双重压力下又必须向外借贷。

如果是经济还不错的时候，银行还可以通过拉高利率来对冲风险。这几年国家要求银行降低存贷款利率，不仅利息差小了，更大的冲击在于，银行已经无法靠高利率来对冲风险。

举个例子，近年来为扶持中小企业，还增加了如普惠贷款等行政任务，这类贷款利息不高、不良率反而很高，要求必须完成放贷指标，但是出现不良后，还要追责，这怎么整？

所以 2021 年世界银行给中国的建议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拉高存贷款利率，倒逼一部分银行贷款功能转到债权等其他直接融资市场。不过国家一开始选择的是直接压低存贷款利率。

国内银行以国有为主，既要严控国有资产流失，又要实现刺激经济、完成放贷考核目标，在制度不健全下，也只能搞责任到人，要求企业实控人担保，至少出现烂账的时候，能证明自己做了风险前置控制，这又反过来导致经营者倾向于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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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现有制度名存实亡，缺乏个人破产出清机制，以至于企业破产出清机制运转不畅，那就是制度缺失了。

现在也有一些探索。2013 年《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 "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后续国家层面多个重要文件强调健全破产制度工作，先后提出 " 推动个人破产立法 "" 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等，最高法" 五五 "改革纲要也把" 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 " 确定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组织了试点工作，但进展很有限。

目前看有几个突出问题。法律制度配套差就不多说了，中国惯例是改革先行、立法后置，根据试点改革的经验总结，逐步完成法律体系的构建。

更大的挑战在于传统观念。中国传统讲 "欠账还钱天经地义"，认为只要欠债就应该偿还，忽略了借钱本质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那就要承担本金损失的风险。

而对破产清算的理解，也容易简单化为债务免除，忽视了更重要的破产重整、和解等配套措施；更不要说那些为企业担保的个人，就算申请企业破产，个人承担的担保债务也无法消除，这也反过来导致申请企业破产的动力不足。

总之就这样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投资高度依赖银行放贷。银行在国家要求下必须以低于真实风险的利率放贷，就必须要求相应的抵押和担保，以此至少在纸面上降低风险。

而银行既然不承担风险，就会无底线放贷，导致坏账率提高，又必须提高贷款门槛，而这跟政府要求支持信贷产生了冲突，搞来搞去，最吃亏的就是老实人了，至于那些有门路的，各显神通。

所以，在当前中国创业搞实业，企业实控人承担的风险非常大，很多风险是藏在暗处的、不好明说的，比如今天说的融资难、担保带来的个人风险等。所以一些富起来的民营企业老板，已经赚了很多钱，但就是吝啬分给员工，这或许是一种针对承受风险的心理补偿机制。

实际上，多数风险比较高的信贷需求，银行还是能够识别出来的，这一类本就应该走股权或者债权的直接融资，尤其股权融资，向来是广撒网，投 10 个项目有一个赚了就够了，这本应是中小企业最适合的融资渠道。

但国内金融虽然从增加值和体量来看非常庞大了，可多数不过是躺着吃牌照和资源的饭，真正的金融人才极为匮乏；再加上民营老板担心丧失企业控股权，又因为现在上市难导致风投不容易退出，种种叠加，就导致股权融资很弱；缺乏对企业的有效监管，也让债权市场一地鸡毛。

这几年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包括地方平台等在内下场支持，股权融资占比有所提升，可相关配套制度并未健全，股权融资也开始搞 "当铺思维"，普遍要求带回购条款，甚至回购的利率都瞄着法律许可的上限，这不就成了变相的银行？

股权投资的投资人竟也不肯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所有风险全部由创业者承担，创业成功以后还要分出去最肥美的一块蛋糕，这种情况下，还愿意创业的自然变少了。

再说下去就车轱辘话了。道理已经很清楚了：目前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严重滞后，看起来最市场化、最西方化，实际行政色彩很浓，风控形同虚设，对放出去的贷款搞无限追偿，出现了行政化的金融与相对更市场化、更活跃的实体经济产生了剧烈摩擦。

放贷的银行和借贷的公司，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彼此之间缺乏紧密的利益捆绑。如果借贷人不作假，那么所有风险就成了借贷人自己承担；一旦借贷的公司出现问题，银行就倾向于抽贷或者停止借新还旧，于是本来还有救的公司，也完了。

于是现代商业最核心的公司有限责任制被废了大半，公司创始人只要借贷，那承担的更接近无限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一定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就没有几个是真正的私人公司，这怎么能搞得活市场经济呢？又怎么实现金融支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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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小镇才说：新一轮金融改革必须打破兜底，必须建立真正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机制，核心就是把信贷利率交给市场决定，金融系统要重新发现价值和定义价值，推动金融体系进一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拿出新的评价体系。

在第一轮金融改革中，出现了类似变化，新评价体系的建立，催生了股市、债权、大宗、基金、衍生品等现代金融体系，支撑了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

今天又到了生产关系重塑的关键时刻。

新一轮改革，小镇认为关键是建立一套适应新时代新结构的信用体系，绝不是对现有征信体系的简单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抵押品逻辑向价值发现逻辑进行根本转变。

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前提是识别和度量到底什么是可信的价值。过去的抵押品逻辑建立在土地、厂房、设备等实物基础上，与之相配的是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

但现在已经以新质生产力作为增长核心，大量科创企业核心价值不是实体，传统信用评价体系与新生产力形态之间就产生了根本性的错配，传统金融机构也无法识别代表未来的新价值。

需要做的转变有很多。比如要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贯通，这是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典型如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也就是 "信易贷"；还要从依赖单一信贷渠道转向拓展多元市场，就需要提高金融行业的科技含量，央行就提出 "十五五" 期间 "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还要建立信用风险定价与修复机制，做到动态治理。

如此改革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未来金融再难像过去那样舒舒服服地吃红利了。

房地产突变下，抵押品逻辑已经坍塌，信贷总量萎缩下银行也得从过去分蛋糕变成抢蛋糕，而央行习惯的放水之类数量型调控工具也不好用了。未来金融领域也得攻坚克难，只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意识到或者不愿意去挑战难题，但这一关是一定得闯的，老一代不闯，那就被新一代替代。

不过金融改革滞后也很正常。中国几十年来，金融改革长期滞后产业界，这种滞后也是国家稳步发展的保障之一，避免金融出现问题带来对全局的破坏；甚至国家还有意识扭曲金融市场，比如通过行政指令强行要求金融机构违背市场定价机制，从而支持特定产业发展，这也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

但这种机制运行几十年，边际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带来资源错配、资金空转、银行息差持续收窄、信贷传导梗阻等问题，这就说明旧机制的收益在递减、成本在递增，金融改革也应该从过去的滞后，加速到与产业界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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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金融加速改革的机遇期到来了。

首先，房地产根本逆转、土地财政终结，就让旧金融体系难以运转，极大降低了金融改革的阻力。毕竟任何模式都有相关利益群体，新型产业的崛起，也培养了新的利益体，此消彼长，给改革底气和信心。

其次，科技突破带来了最大的意外变量，成了金融改革催化剂。如 AI、商业航天、创新药、机器人等呈现轻资产化，缺少过去金融信贷看重的土地、房产、设备之类抵押品，就逼着金融机构必须建立以数据、算力、技术、订单为核心的新信用评估体系。在科技狂奔之下，金融想要参与进去分一杯羹，也必须跑起来。

最后，内外部大环境也很适合。这几年国内情绪不太好，各方对增量政策的期待和炒作明显下降——2023 年炒作日本资产负债表收缩论、2024 年炒作经济下行、2025 年炒作中美贸易战、2026 年初谈民生，一次比一次热度低，到了 2026 年下半年，感觉网络舆论麻木了，已经几个月没看到新的呼吁加大刺激的炒作话题。

这种麻木也来自被现实的一再教育，开始逐步脱离对放量刺激旧模式的期待，接受并适应以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结构性改革为代表的转型，由此进入集体脱敏状态，这挺适合进行深层改革，就好像做大手术前先做麻醉一样。

而从外部看，叠加东升西降、海外拓展、中国崛起、国际格局变化，未来几年国际大环境对中国是有利的。

中国这么大，总会有局部、部分行业的先行突破，这也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历史性突破。

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就能建立半导体全自主产业链，彻底取得 2018 年以来科技战的最终胜利；还很可能正式击溃日本汽车，中国汽车品牌拿下全球第一；还有 AI 泡沫破裂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乃至实现祖国统一。

这些都可能在未来 5 年发生，这就为金融领域破旧立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当然，未来五年的改革难度也很大，因为显然不可能等适配新阶段的信用和破产出清机制健全，再推动以信贷为核心的新一轮金融改革。

这就意味着要先盖房，再修地基。也就是在信用和破产出清制度卡壳的情况下，推进 DR 贷款定价、科创债、数据资产入表等重大改革，不亚于在高速飞行中换引擎，这就很可能带来改革效果扭曲、风险定价失真、处置环节难以落地等问题，产生巨大的额外成本。

但不改不行。既然制度不健全，那就只能依赖决策者的微调，改革的进程也会倾向于慢而稳。至于这是好是坏，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