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知府：中美峰会与背后的"第四次判断"
自1949 年以来，美国曾对中国做出三次纲领性判断，结果 "两负一正"。
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认定中国与苏联已是铁板一块，失去单独统战的意义，甚至在1959 年苏联撤回全部援华专家时仍猜测是轮换。
事实上，中国自始至终跟那些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东欧华约国家存在明显不同，即使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也保持相当的战略自主性。
1972 年尼克松和基辛格实现对华外交突破，彻底终结了 "谁弄丢中国" 的无意义争论，中国从对手摇身一变成了地缘政治领域的重要帮手。
中美这种因 "抗苏" 形成的合作关系维持了约二十年，直到九十年代初破裂——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打折扣。
九十年代中美关系进入了一段摸索过渡期，直到1999 年中美达成人世协议，标志着美国对华做出第三次纲领性判断。
克林顿政府认为，如果允许中国加入WTO，极有可能把这个人口大国长期嵌套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引导其像东欧国家那样走上 "美国希望的道路"。
针对这一判断，西方内部产生过不少反思声音，认为当初应乘着冷战胜利之势发起 "遏制 2.0"，而不是接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
接纳互惠模式持续了约二十年，之后再次来到分水岭。
从大的视角看，目前美国正处于对华做 "第四次纲领性判断" 的关键时刻——这次判断将比前三次更重要，影响也会更加深远。
白宫宴会上，马斯克、黄仁勋、库克、苏姿丰等企业家跟两国元首一起坐在主桌，马斯克是席间离特朗普最近的企业高管。
国际外交中，形式也是结果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国家元首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外交资产。
在中美交往史上，双边关系范式的改变往往伴随着 "高强度外交"，比如入世前的两三年中美便进行过激烈的谈判互动，只有频繁交流才有可能结出成果。
具体到2026 年 9 月的当下，中美决策者正尝试达成这样一种默契：
- 将两国关系视为需要管理而非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
从演讲内容和语气能够体会到，双方均重点强调了两个大国稳定相处的价值，愿意推迟做纲领性判断的节点，再给彼此一点缓冲时间——无论出于何种目的。
2、缓冲期内，通过加深交流等方式了解对方意图，划定红线。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2026 年 5 月和 9 月的中美互访过程中，分别安排了参观天坛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环节。
带特朗普参观天坛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宣贯，可以让美国人理解，中国人看待国家、社会的方式在很久之前就形成了，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立世界观。
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则是作为回应，这里收藏了《美国宪法》《独立宣言》等重要历史文件，意在让中方更好地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思想源头。
换个角度思考，此类活动其实比单纯的谈判、谈出一份不知道能维持多久的贸易协议更具价值，因为它试图解决的是 "如何理解对方" 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时，特朗普称：" 所以，6000 年和250 年之间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但我们为自己的 250 年感到非常自豪。" 据悉现场还有一封光绪皇帝致克利夫兰总统的信，以回应美方对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祝贺。
如果我们把未来十几年或几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定一个 "终点"，也就是某个时刻分出输赢，在美国人的想象里，这个 "终点" 要么类似1945 年，要么类似1991 年。
所谓 "1945 年模式"，并非代表双方必须打了一场世界大战、天下沦为焦土，而是指拥有绝对实力的一方构建自身主导的新国际秩序，把对手排除在外。
至于 "1991 年模式"，则牵扯到两极之一的内部分裂和土崩瓦解，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同样是极度悲剧的场景。
假如中国在这场竞赛里获胜，会复制上述两种模式的任意一个吗？
此处是要打个问号的，因为中国并不把自己看成二战结束后或冷战结束后美国看待自己的那种角色。
与 "外向型" 的美国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具有内向的一面，喜欢固守有明确边界的势力范围，长城便是这种思维的具象表现。
举个现实点的例子，即使中国国力明显超越美国，也极不可能到美洲建立一堆军事基地，跟古巴、墨西哥签署军事同盟条约并长期大规模驻军。
意识形态方面，美国长期认为自身制度具有 "优越性"，喜欢把其他国家变得 "像自己"，有时也会以一种怜悯的姿态去帮助弱小国家、接纳各地移民——走向极端后即所谓的 "圣母心"。
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这种理念，绝不可能投入资源去改造拉美国家变得 "更像中国"。
《道德经》有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句话在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里曾被赵贞吉拿来诡辩（毁堤淹田完全是人祸，跟天灾无关），事实上老子要表达的意思更多是顺应自然规律，不要过度干预，不要滥用仁慈爱心（而不是完全没有爱心）。
简单意译一下：天地并不按照人的好恶、愿望和道德判断来运行；圣人治理天下，也不应过度以个人意志去强行改变事物的自然运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其实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目前的国际体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力量支撑起来的，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之所以美国在违背国际规则时较少受到惩罚，是因为这本身就是它的场子。
现如今这个体系正在崩塌——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都揭示了现有秩序解决问题能力的局限性，把它修复如初已不现实，最多只能再维持一段时间。
9 月 22 日，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和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一同受访（下图），二人极力向观众灌输 "现实主义外交观"。
当女主持人反复表达西方建制派观点时，二人回应道：“新加坡太小，无法改变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进行’道德表态’，但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过去两百年我们所经历的世界历史，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以西方文明为主线的剧本，这使得欧美——也包括最早 "脱亚入欧" 的日本——在看待其他文明时拥有巨大优越感。
另一方面，西方世界因先后赢得二战和冷战，获胜的历史惯性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简化矛盾，用一种非黑即白的方式去解释俄乌战争、加沙战争、中美竞争等各类重大事件。
这种方式用于舆论宣传固然没有问题，但决策者自己不能真的相信，否则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危机等着你。
因为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明重新崛起的格局，纵向拉长来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处于其本国历史的巅峰期，比如：印度、伊朗、越南等。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已占据主导地位长达两百年的欧美仍在挣扎，拒绝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很多政客沉浸在自己编织的叙事里不能自拔。
相较而言，特朗普作为非主流政客反而更清醒一点。
中美两国除了要解决 "认识彼此" 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更加现实棘手的地缘政治问题要处理——台湾。
本轮中美良好互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特朗普政府在对台政策大方向上恢复了 "战略模糊"。
过去五十年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一直依赖于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达成的《上海公报》，但限于彼时的大环境，《上海公报》采用了一些刻意模糊的谅解。
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没有对未来台海可能发生危机时美国的行为作出界定。
中美之间的这种 "模糊谅解" 在拜登任内遭受重创，自2021 年 1 月就任以来，拜登四度公开表态 "防卫台湾"，他宣称：若台海发生前所未有的攻击（unprecedentedattack），美军将出兵协防。
每次拜登发言过后，华府官员便会出面解释 "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变"，比如时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曾讲道：“拜登总统为人直率，当时只是回应假设性问题，以往也有过类似回答，有关言论并非反映美国政府有任何政策改变。”
这种发言又收回的方式，被华盛顿战略界吹嘘为 "零成本对华威慑"，然而它的副作用也极其明显，那就是加强了中美军事对抗的紧迫感。
待到特朗普上任，不仅在语言上恢复了传统的战略模糊，即不公开表态是否会军事介入台海——甚至有暗示不介入的意思；而且特朗普本人的行事风格本身就是一种 "战略模糊"，他对于大国对抗的决心和意志明显低于拜登。
不过在战术层面，美台军事合作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在2026 年的 "汉光" 演习中，美国观察团 (含现役和退役军人) 的身影比往年更为醒目——台当局公开宣传他们为 "美语老师"。
部署在台北公园里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最后对中美各个领域的议题做一下梳理。
1、以高层互访为代表的外交沟通
当前两国高层互动频率明显强于拜登时期，拜登四年中美什么都没有谈成，也未进行过国事访问（2023 年 11 月旧金山峰会为多边场合），会谈和见面仅仅是为了避免两国关系螺旋下坠。
虽然有疫情阻碍交流的因素，但事实就是拜登政府阁员首次访华到了他执政的第三年，即2023 年 6 月布林肯国务卿来访，且定位是 "经中美双方商定"（2024 年 4 月布林肯第二次来访为 "应邀"）。
2、经贸领域
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看起来比拜登强硬，实则不然。
从性质上讲，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针对所有国家，目的是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而拜登的 "去风险化" 仅针对中国，尽管没有前者猛烈，但重塑供应链的决心更大，指向性更强。
拜登时期西方把 "去风险化" 当成了一项冷战政策，很难拿到桌面上来讨论，中美也未进行任何高层经贸谈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弹性的，有时候迫于选举压力还会争取跟中国的经济合作。
3、对台军售
两届美国政府都在推动对台军售，特朗普力度更大，但落地较慢。
特朗普搁置一笔总额达140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已近一年，他向记者解释道：“这是与中国谈判的一张非常好的筹码。”
鲁比奥在被记者追问此事时讲得更加冠冕堂皇：
“考虑到需要平衡我们的工业能力，并优先确定美国自身是否需要这些武器，该军售正在接受审查。”
接下来特朗普政府大概率还会推动这笔军售，但形式上有可能分拆成几个小订单，化整为零，逐批延后。
4、俄乌战争
2022 至 2024 年间，中国因俄乌战争遭受了来自集体西方的巨大压力，随着特朗普上台，这一压力显著减轻，俄乌战争不再是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议题。
另外，拜登任内以乌克兰问题为契机，在 "亚太北约“问题上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并把台海危机作为构筑”亚太北约" 的临门一脚。
一鼓作气再而衰，现在 "亚太北约" 这个概念已经没人提了，以后也将更难成型。
9 月初伊朗发动针对美军航母的弹道导弹袭击后，卫星图发现航母从阿曼湾附近海域后撤，由此引发德黑兰是否迫使美国海军改变部署的重大疑问。有军事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根本不需要击中航母，只需偶尔发射一枚导弹 (增加风险) 就能让它远离目标。
5、美伊战争
美国与伊朗开战后自然会对中伊关系施压，但中伊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明显低于中俄关系，具备一定的 "切割空间"。
在2026 年 9 月中美达成的 "八点共识“里，第三条为 " 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
这实际上是驳斥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立场，作为对照，中国很难公开反驳俄罗斯的核心立场。
换句话说，当美国要求中国降低与伊朗合作时，中方拥有较大的政策调节空间，可以作为大交易的一部分来谈；而当美国要求中国改变对俄关系时，则涉及战略成本和结构性影响。
6、AI 治理
中美 AI 治理对话存在两个维度。
表面上看，美国现在把 AI 称为 "超级智能"，视其为过去几十年来最伟大、最具风险的创新，需要像核武器一样被管控起来，中美 AI 治理被华盛顿类比为七十年代的美苏核谈判。
至于台面下，则牵扯到核弹与 AI 的根本性区别——前者是纯军事武器，后者是综合性技术，倘若 AI 真像部分人描绘的那样具有革命性意义，AI 治理将成为一场大国利益分享。
即中美一边争夺最高端的 AI 能力，一边设置门槛，形成 "技术寡头秩序"，最终瓜分下一代生产资料的控制权。
当然，现阶段 AI 还没有大规模影响到工业端生产力，其颠覆效果主要集中在数字领域。
自动驾驶汽车和人形机器人是 AI 走向现实世界的两个重要案例，截至目前一个小有成就，一个磕磕绊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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