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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卢克文 反跨境腐败法出台 具体影响到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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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5

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六日,我国正式通过非常重磅的《反跨境腐败法》。今天主要聊聊这部法落地后,会冲击到哪些人群。

一、驻外分支机构负责人

首当其冲是驻外分支机构一把手。过去,我国企业出海的大型项目,要么位于欠发达、局势复杂的艰苦环境,要么具有极高的行业专业壁垒,甚至二者兼具。海外负责人几乎独揽人财物权,堪称土皇帝。

比如曾引发业内震动的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案。当事人常年派驻海外,兼管远洋航线运营、海外船舶租赁、旧船报废出售以及国际运费外币结算。由于业务专业且远离总部,当事人在境外集经营权、签约权、审批权于一身,利用阴阳合同与暗中折价大肆截留公款、侵吞资产,长期未被察觉。

此案调查过程相当艰难。由于核心交易发生在相关国家,专案组为调取一份外币转账凭证与境外业务底稿,必须报最高检与司法部,再由他们联系外交部,由外交部与当地部门沟通,光调证就用了几年。最终,专案组通过内地与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个案协助流程,才从香港银行拿到流水、固定证据。

而在之后的追赃环节中,当事人在境内的资产虽然被依法没收,但他在海外的巨额房产和离岸存款,却因为当时国内缺乏明确的资产返还成文法授权,导致相关国家司法部门推诿扯皮,将境外资产查封变现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今年出台的《反跨境腐败法》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财务必须由总部直派,定期轮岗;第三十三条规定,禁止利用第三方寻租,禁止设立体外小金库。当年当事人试图狡辩,称在境外设账户只是给公家设立避税备用金,直到从香港银行提取的证据中发现签名,他才承认。在新法面前,这类借口直接被定性为违法,调查难度大大降低。

在调查和追赃层面,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建立了清单化的涉外司法协助体系,不仅证据调取有了明文法规,更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与相关国家司法机关开展资产返还与利益分享,并坚持对等原则。换句话说讲,我在你那边办事轻松,你在我这边就轻松。可以说,新法从根本上瓦解了境外分支机构一把手的独立王国,彻底压缩了长期寄生于海外业务中的灰色与模糊操作空间。

二、境外上市企业股东和法人

第二类受到法律影响的,是境外上市企业股东和法人。第二十五条对境外机构在境内的反腐败调查与数据调取做出严格限制,任何外国机构不得在我国领域内直接开展任何形式的调查取证、询问证人或勘验行为。这条法律也是直接对冲相关国家的长臂管辖。

之前相当部分涉相关国家上市企业,在遭遇相关国家监管机构发起的海外反腐调查时,为换取所谓延缓起诉协议或减轻罚款,往往配合外国律所或法证会计师,直接搜集境内服务器上的合同原件、管理层通信记录及财务底稿,悄然打包传输至境外,对我国数据安全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二零二一年某大型连锁网络教育集团,为换取不予起诉或延缓起诉协议,在未经我国任何监管部门报批的情况下,直接把核心服务器、HR 系统、财务 ERP 及企业邮箱等大量隐私数据递交给相关国家司法部门,导致我们非常被动。而随着《反跨境腐败法》出台,但凡敢为配合国外反腐败调查而将关键信息打包带出的,本身就是犯罪。

有人可能疑惑,相关国家反腐败条例要求企业配合调查、提供数据,我国《反跨境腐败法》又不允许提供数据,这不是让企业两面不是人吗?这恰恰是新法在制度设计上最精妙之处。第二十五条在设立阻断规则的同时还有规定:外国执法机构若确需在我国境内调查取证,必须报经中方主管机关许可,由中方执法机关协助执行并严格审核交接。

这个条款,就是给涉外企业在面对海外调查时一个理由,将中方执法机关引入博弈之中,实现力量对等。企业可以用合规为理由告诉外国机构,我们不是不配合调查,确实是法律摆在这里,请贵方先通过官方司法协助渠道对接中方主管机关,待依法获得许可后,我们自当依规协同办理。如此一来,对于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东、董事与法人代表而言,《反跨境腐败法》反而是企业面对调查时用来和对方周旋的博弈资本。

三、涉外企业高管与内部合规

第三个,也是该法最重要的内容,即内部合规设置,这关系到所有涉外企业的高管。该法第四章廉洁合规专章,几乎是手把手教涉外企业到底该如何进行合规操作。实际上,跨境腐败所造成的最大损失,往往都不是个体贪腐,个人撑死了才能捞几个钱;最大的损失,是你落入了外国政府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局中。

这种局通常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当地官员与另一政治力量之间的利益争夺与政治内耗所引发。典型案例就是某国国家宽带网络特许丑闻案。当时国内某通信厂商想中标某国国家宽带网络工程,但该国政坛山头林立,为拿到订单,厂商找了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充当政商掮客。

结果,这帮当地地头蛇为牟取暴利,把原本只需一点三亿美元的项目预算大幅注水至三点二九亿美元,要求厂商给两个亿回扣,厂商为拿下订单只好屈服。可这帮人又器张又糊涂,不但在内阁公开行贿,还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更衣室掏出一千万美元,明着威逼竞争对手退场。整个腐败流程从头到尾都被当地另一政治力量联合反贪部门秘密布控,所有行贿索贿的录音底单、银行流水与碰头时间梳理得清清楚楚,最后直接爆出。

结果就是时任国家领导人被迫断尾求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正式宣布彻底废除全部合约。国际公法明确确立,以商业贿赂取得的特许权自始无效且不受双边投资协定保护。面对确凿的行贿证据链,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也帮不上忙。最终该案以极其惨烈的代价收场,合同被废后,大批已运抵马尼拉港口的通讯基站、光缆和交换机设备长期滞留扣押在海关仓库,在热带高温高湿环境中彻底贬值报废,损失超过数千万美元。

但这种玩法毕竟很低级,空间已经很小了;更精妙的是做个局,引你上钩,再合法合规地处理你。比如在项目落地初期,当地基层官僚通过繁苛的环评、施工许可等各类行政壁垒反复设卡拖延,部分出海企业因急于赶工期、降低沉没成本,就动了走捷径的歪心思。许多投资人以为花钱消灭是当地潜规则,但人家比你想象的贪得多,盯上的从来不是行贿的那点小利。

数年后,工厂已经建成投产,突然当地反腐败官员上门告诉你,许可证是通过腐败获取的,当年审批发证的受贿官员已被定罪,现在你必须停产。这时候你要么低价出让工厂给当地权贵,要么向我国驻外使领馆或商务主管机关求助;但各位想一下,人家敢做这个局,是不是已经把证据给你夯实了?面对如山铁证,我国主管机关也非常被动。

某国就是全球范围内玩这种局的高手,但凡你不贿赂,按照他们的办事程序什么都办不了;但你贿赂了,到时候该国政府有的是办法收拾你。曾经有一名该国反腐败官员说过,在该国经商的外企一查一个准,因为该国官场环境摆在这里,但凡能够做生意没一个不给贿赂的,你真老老实实做事情,第一步迈都迈不动。

合规体系的三层逻辑

回过头看,为什么国家在《反跨境腐败法》中以最严刚性条款,强制要求所有出海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合规体系?

  1. 首先,合规是项目前置的止损筛选器。在当前情况下,部分欠发达东道国的政权水平不断下探,企业前期付出的每一笔贿赂,未来可能成为回旋镖。因此投资前必须通过刚性法律尽调做好可行性评估,避免一头跳进东道国预设的资产收割陷阱。

  2. 第二,假如海外某些地方根本没法避免灰色操作,只有尽量用好当地第三方,至少在内部做好合规和风险隔离。一旦发生海外纠纷与国外政府进行博弈时,中方主管机关需要确保你们在法理上站得住脚,你至少要给主管机关留下博弈空间才行。

  3. 最后,如果你是涉外企业高管,一定要格外关心。其实法律的核心就四个字:博弈空间。涉外业务,指望绝对清清白白不现实;当地环境复杂时,单讲法律并不现实。这就意味着,你需要的不是自证清白,而是构建反制能力。首先打铁自身硬,做好业务与主体的有效隔离,开个会决定送钱这种蠢事不能再干;随后核心资料存储于中国境内,切断对方长臂管辖的路径;一旦遭遇敌意的反腐败调查,必须坚决利用该法律进行对等博弈,第一时间引入中方主管机关介入。

总结起来,《反跨境腐败法》是中国政商两界在过去数十年境外腐败、跨国反腐、内部合规以及抵御海外合规陷阱等一系列极度残酷的实操博弈中,用数千亿元资产学费熔铸而成的实战总和,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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