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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卢克文 反跨境腐败法出台 具体影响到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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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7

卢克文:反跨境腐败法出台,具体影响到哪些人?

2026 年 11 月 6 日,我国正式通过非常重磅的《反跨境腐败法》。废话不多说,今天主要聊聊这部《反跨境腐败法》落地后,会冲击到哪些人群?

首当其冲是驻外分支机构一把手。

过去,我国企业出海的大型项目,要么位于欠发达、局势复杂的艰苦环境,要么具有极高的行业专业壁垒,甚至二者兼具。海外负责人几乎独揽人财物权,堪称土皇帝。

比如曾引发业内震动的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宋军案。

宋军常年派驻海外,兼管远洋航线运营、海外船舶租赁、旧船报废出售以及国际运费外币结算。由于业务专业且远离总部,宋军在境外集经营权、签约权、审批权于一身,利用阴阳合同与暗中折价大肆截留公款、侵吞资产,长期未被察觉。

此案的调查过程相当艰难。由于核心交易发生在南非,专案组为了调取一份外币转账凭证与境外业务底稿,就必须报最高检与司法部,然后再由他们联系外交部,再由外交部与当地部门沟通,光调证就用了几年。最终,专案组是通过内地与香港特区廉政公署的个案协助流程,才从香港银行拿到流水,固定证据。

而在之后的追赃环节中,宋军在境内的资产虽然被依法没收,但他在海外的巨额房产和离岸存款,却因为当时国内缺乏明确的“资产返还”成文法授权,导致外国司法部门推诿扯皮,将境外资产查封变现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今年出台的《反跨境腐败法》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第 31 条第 2 款规定,财务必须由总部直派,定期轮岗。第 33 条规定,禁止利用第三方寻租,禁止设立体外“小金库”。

当年宋军试图狡辩,称在境外设账户只是“给公家设立避税备用金”,直到从香港银行提取的证据中发现了他的签名,他才承认。在新法面前,这类借口直接被定性为违法;调查难度大大降低。

在调查和追赃层面,第 21 条、第 22 条和第 24 条建立了清单化的涉外司法协助体系,不仅证据调取有了明文法规,更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了与外国司法机关开展“资产返还与利益分享”,并坚持对等原则。

换句话说来讲,我在你那边办事轻松,你在我这边就轻松。

可以说,新法从根本上瓦解了境外分支机构一把手的“独立王国”,彻底压缩了长期寄生于海外业务中的灰色与模糊操作空间。

第二类受到法律影响的,是境外上市企业股东和法人

第 25 条对境外机构在境内的反腐败调查与数据调取做出了严格限制,任何外国机构、不得在我国领域内直接开展任何形式的调查取证、询问证人或勘验行为。

这条法律也是直接对冲美国的长臂管辖。

之前相当部分涉美上市企业,在遭遇美国 DOJ/SEC(美国司法部 / 美国证监会)发起的海外反腐调查时,为了换取所谓“延缓起诉协议”或减轻罚款,往往配合外国律所或法证会计师,直接搜集境内服务器上的合同原件、管理层通信记录及财务底稿,悄然打包传输至境外,对我国数据安全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2021 年某大型连锁网络教育集团,为了换取不予起诉或延缓起诉协议,在未经我国任何监管部门报批的情况下,直接把核心服务器、HR 系统、财务 ERP 及企业邮箱等大量隐私数据递交给了美国司法部,导致我们非常被动。

而随着《反跨境腐败法》的出台,但凡敢为了配合国外反腐败调查,而将关键信息打包带出的,本身就是犯罪。

看到这里估计有人疑惑了,美国反腐败条例要求企业配合调查、提供数据,我国《反跨境腐败法》又不允许提供数据,这不是让企业两面不是人吗?

这恰恰是新法在制度设计上最精妙之处。

第 25 条在设立阻断规则的同时,还有规定:外国执法机构若确需在我国境内调查取证,必须报经中方主管机关许可,由中方执法机关协助执行并严格审核交接。

这个条款,就是给涉外企业在面对海外调查时,有一个理由,将中方执法机关引入博弈之中,实现力量对等。

企业可以用合规为理由告诉外国机构,我们不是不配合调查,确实是法律摆在这里,请贵方先通过官方司法协助渠道对接中方主管机关,待依法获得许可后,我们自当依规协同办理。

如此一来,对于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东、董事与法人代表而言,《反跨境腐败法》反而是企业面对调查时用来和对方周旋的博弈资本。

第三个,也是该法最重要的内容,即内部合规设置,这个内容事关所有涉外企业的高管

该法第四章“廉洁合规”专章,几乎是手把手教涉外企业到底该如何进行合规操作。

实际上跨境腐败所造成的最大损失,往往都不是个体贪腐,说句不好听的,你个人撑死了才能捞几个钱啊? 最大的损失,是你落入了外国政府精心设计的政治博弈局中。

这种局通常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当地官员与反对派之间的利益争夺与政治内耗所引发的。

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国家宽带网络 (NBN) 特许丑闻案,当时国内某通信厂商想中标菲律宾国家宽带网络工程,但菲律宾政坛山头林立,为了拿到订单,某厂商找了选举委员会主席阿瓦洛斯充当政商掮客。

结果,这帮菲律宾地头蛇为了牟取暴利,把原本只需1.3 亿美元的项目预算大幅注水至3.29 亿美元,要求某厂商给2 个亿回扣,某厂商为了拿下订单只好屈服。

可这帮菲律宾地头蛇又器张又蠢,不但在内阁公开行贿,还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更衣室掏出1000 万美元、明着威逼竞争对手退场,整个腐败流程从头到尾都被反对派联合反贪部门秘密布控,所有行贿索贿的录音底单、银行流水与碰头时间梳理得清清楚楚,最后直接爆出。

结果就是时任总统阿罗约被迫断尾求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正式宣布彻底废除全部合约。国际公法明确确立了“以商业贿赂取得的特许权自始无效且不受双边投资协定(BIT)保护”,面对确凿的行贿证据链,我们的驻外使领馆也帮不上忙。

最终,该案以极其惨烈的代价收场。合同被废后,大批已运抵马尼拉港口的通讯基站、光缆和交换机设备长期滞留扣押在海关仓库,在热带高温高湿环境中彻底贬值报废,损失超过数千万美元。

但这种玩法毕竟很 low,空间已经很小了,更精妙的是做个局,引你上钩,再合法合规地杀你。

比如在项目落地初期,当地基层官僚通过繁苛的环评、施工许可等各类行政壁垒,反复设卡拖延,部分出海企业因急于赶工期、降低沉没成本,就动了走捷径的“歪心思”。许多投资人以为花钱消灭是当地潜规则,但人家比你想象的贪得多,盯上的从来不是行贿的那点仨瓜俩枣。

数年后,当工厂已经建成投产,突然当地反腐败官员上门告诉你,你的许可证是通过腐败获取的,当年审批发证的受贿官员已被定罪,现在你必须停产,这时候你要么低价出让工厂给当地权贵,要么向我国驻外使领馆或商务主管机关求助,但是各位想一下,人家敢做这个局,是不是把证据给你夯实了,面对如山的铁证,我国主管机关也非常被动。

印度就是全球范围内玩这种局的高手,但凡你不贿赂,按照他们的办事程序你什么都办不了,但你贿赂了,到时候印度政府有的是办法收拾你。曾经有一名印度反腐败官员说过,在印度经商的外企一查一个准,因为印度的官场环境摆在这里,但凡能够做生意没一个不给贿赂的,你真老老实实做事情,第一步你迈都迈不动。

回过头看,为什么国家在《反跨境腐败法》中以最严的刚性条款,强制要求所有出海企业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合规体系?

首先,合规是项目前置的“止损筛选器”。在当前情况下,部分欠发达东道国的政权水平不断下探,企业前期付出的每一笔贿赂,未来可能成为回旋镖。因此在投资前必须通过刚性的法律尽调做好可行性评估,避免一头跳进东道国预设的资产收割陷阱。

第二,假如海外某些地方,根本没法避免灰色操作,只有尽量用好当地第三方,至少在内部做好合规和风险隔离。一旦发生海外纠纷与国外政府进行博弈时,中方主管机关需要确保你们“在法理上站得住脚”,你至少要给主管机关留下博弈空间才行。

最后,如果你是涉外企业的高管,一定要格外关心。其实法律的核心就四个字,博弈空间。涉外业务,指望绝对清清白白不现实,人家带着 AK 在你面前晃,你跟他讲法律?这不搞笑么?这就意味着,你需要的不是自证清白,而是构建反制能力

首先,打铁自身硬,做好业务与主体的有效隔离,开个会决定送钱这种蠢事不能再干。随后是核心资料存储于中国境内,切断对方长臂管辖的路径,一旦遭遇敌意的反腐败调查,必须坚决利用该法律进行对等博弈,第一时间引入中方主管机关介入。

总结起来,《反跨境腐败法》是中国政商两界在过去数十年在境外腐败、跨国反腐、内部合规以及抵御海外“合规陷阱”等一系列极度残酷的实操博弈中,用数千亿元资产学费熔铸而成的实战总和,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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