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专栏：知几共话
昨日，中国男篮在名古屋亚运会铜牌赛中输给伊朗，最终无缘领奖台。各种表征都指向了整体实力的倒退，而类似问题的却不止存在于篮球、乒乓球、羽毛似乎都正迈向足球的老路…
这种趋势是因为什么呢？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底层人”还能不能打一场“翻身仗”？
01 我们的体育怎么了？
9 月 20 日 11:51
编者注：在以下内容分析探讨之前，群友们就变革期的社会百态、自我心态思维应对展开了一定的讨论，才引出了以下有关体育衰退、底层机会等话题。
说太多也没什么用，你看看现在球类这么差，舆论都已经这样了，不还是该干嘛就干嘛？你就能明白有些东西比出成绩更重要
当年日本的篮球和足球，未尝不是一个长周期的崛起计划，中日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群友：我这边应该是该上的不让上，而不是真的没有人才了吧？
群友：我个人认为是缺乏筛选的机制，就像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一样的公平筛选的机制。西方靠的是市场，中国过去靠的是计划指令，我们换轨的时候，计划指令没了，市场也没搞起来
群友：我个人认为是缺乏负反馈的制衡和监督
群友：你如果成绩不好就要下课，那你肯定不敢只用关系户，得用能打的人，如果 32 强输再多都不影响你的位置，你为啥还要去用不听话但是能打的人，为啥还要分利益给他们？
群友：这东西也是自上而下的，老蒋位置不可动摇，下面司令自然打了败仗也不会受到惩处，只看关系远近
群友：资本垄断就会压榨上下游，权力垄断更是如此
群友：体育成绩是相对客观难以美化的，而现在男篮女排乒乓球的成绩，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
02 战争能让底层上位吗？
9 月 20 日 12:22
群友：在当前的运行机理下，底层想上位不太现实了，全球都进入了存量博弈，除非来一场热战，重新洗牌，底层才有机会，现在也就理解日本当时底层军官要搞以下克上了
群友：热战底层何来机会？你手上几个师？你杀多几个鬼子就能晋升少将？你现在的功劳都归于领导，那个时候就不是了吗？
群友：在电子战时代、热战时代，底层哪来的专业性介入？个人勇武值钱吗？
群友：纵观历史，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底层是代价最小的，肢解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
子明：一二战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代价最大的
群友：可能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模式调整相对较快，信息高速公路让政策和经济行为反馈更高效了，伴随苏联解体出让市场和勤奋的中国人进入贸易体系，互联网让温饱和淫欲都可以更低成本获得
群友：年轻的时候，谁不是个战争贩子，年纪大了，还琢磨战争来改变，就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没有搞明白社会运行的逻辑
子明：战争，就是一个佃农的孩子拿着武器，不远千里，去杀死一个素未蒙面的，另一个佃农的孩子
子明：一场二战用完，日本的那些刽子手，有多少被审判了？哪怕是战败了，他们的孩子不是依然控制着日本的社会
子明：哪怕是德国，希特勒背后的金主们，有哪些被真正的清算了？大众、保时捷，不仍然是后续半个多世纪的王者
子明：就拿俄乌冲突来看，有几个领导的孩子上战场？上百万的伤亡几乎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们
群友：嗯，前线打仗的人，可不是享受战争果实的人
群友：也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东西德就是苏联和美国在抗衡，日本发展起来也主要是英美遏止苏联和我们的生态位
群友：当上位者不需要为自己的瞎搞而付出代价，就会极大地增加他们瞎搞的动机
群友：为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没有爆发世界大战？
群友：感谢核武器，让上位者不敢乱搞了
体育的困局，表面是成绩滑坡，深层是筛选、监督与反馈失灵。真正的出路，不在战争式“洗牌”，而在让能力被看见、让失误有代价。
相关阅读：大众、保时捷与纳粹德国
大众汽车是纳粹时期的国家工程。1934 年开始推进“国民汽车”项目，1937 年成立筹备公司，1938 年建大众汽车厂；希特勒把它作为纳粹“人民共同体”和社会政策的展示项目。二战爆发后，原本承诺给普通德国人的“人民汽车”没有实现大规模民用生产，工厂转向军车和军需品生产。更严重的是强迫劳动，大众自己公开的历史资料称，1942—1945 年间约有 2 万人在大众工厂被强迫劳动，其中约 5000 人是集中营囚犯。
保时捷的情况稍有不同。Ferdinand Porsche（费迪南德·保时捷）的设计事务所在 1931 年就已经成立，也就是说它不是纳粹建立的企业。但纳粹上台以后，保时捷与政权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他受命设计后来成为甲壳虫原型的“国民汽车”，并参与大众工厂的规划；战争时期，他的公司还参与军用车辆和坦克项目。保时捷博物馆今天也专门展示公司在纳粹时期参与大众汽车、军用车辆以及坦克开发的历史。保时捷公司自己委托的历史研究还指出，当时的 Porsche KG 使用了 400 多名强迫劳工。该研究的判断是，费迪南德·保时捷利用了与纳粹政治高层的关系和纳粹体制提供的商业机会。
当纳粹德国战败，大众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
1945 年战争结束后，大众工厂先被美军占领，随后英国军政府依据盟军管制委员会第 52 号法令将其没收并置于托管之下。英国并没有把工厂拆掉，反而很快恢复甲壳虫生产；到 1949 年，英国结束托管，把大众交由下萨克森州代表西德联邦政府管理。也就是说，大众确实失去了原来的纳粹时期控制体系，但企业本身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在盟军管理下重新开始发展。
人员“去纳粹化”层面，大众自己的历史研究显示，1946 年的第二轮审查处理了 1000 多人的个案，228 名员工因与纳粹党的关系被解雇，其中包括厂长、技术负责人和部门主管。另外，并非完全无人因大众工厂发生的罪行受到刑罚：负责强迫劳工婴幼儿设施的工厂医生 Hans Körbel，被英国占领当局以严重虐待、疏于照料等罪行判处死刑，并于 1947 年执行。
但就大众企业整体及其最高层而言，刑事追责很有限。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资料直接评价说，对大众相关责任人的司法追究“很少”。费迪南德·保时捷和当时的大众厂长、其女婿 Anton Piëch 虽被法国方面拘押，但最终没有因这些问题被定罪。
而且，大众对强迫劳工的经济补偿是几十年以后才系统开始的。纳粹时期，大众工厂约有 2 万名强迫劳工，其中约 5000 人为集中营囚犯。1986 年大众才委托历史学家 Hans Mommsen 系统研究公司纳粹时期历史；1991 年出资 1200 万德国马克帮助前强迫劳工，1998 年又进一步扩大相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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