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乡谈 第二轮金融改革的成功标准：想办法解决欠钱不还
首先，第二轮金融改革是小镇自己定义的，对应 20 世纪90 年代仿照西方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第一轮改革，标志是在前期破旧和治标的基础上，建立适应时代需要、能够治本的新制度。
通常各领域都需要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转变过程，金融也不例外。每一次转折都难免出现矫枉过正，非如此不足以扭转过去长期形成的惯性，往往也是通过换人实现的。
比如第一轮金融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几乎不存在金融开始，解决了现代金融从无到有的过程。由于中国严重缺乏相关经验和人才，导致高度依赖西方经验，这就像搞研究还没学到博士，没资格谈开拓人类探索的边界。
一、从三角债到三大改革
在第一轮改革过程中，主要是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重大根本问题和挑战。最先迎接的挑战就是拖欠账款问题。1991 年中国出现非常严重的三角债危机，成为国民经济运转的严重障碍。
当年8 月召开全国清理工作会议，将其作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治理经济秩序的突破口。当时企业间不正常拖欠规模从两年前的四五百亿元，猛增到1990 年底的两千亿元以上，1991 年上半年突破三千亿元大关，相当于1990 年GDP 的六分之
一；三角债规模一度占银行信贷总额的三分之一，超过90%的企业被卷入，大量企业陷入债务死循环，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失灵、发不出工资。
不过当时的三角债还比较简单，因为计划经济色彩还非常浓，基本是企业间互相欠款，有点像甲欠乙一百元、乙欠丙一百元、丙欠甲一百元，看起来总债务是三百元，但只要丁借给任何一人一百元，然后转一圈，这债就大体消掉了。
最终解决方案也是“注入资金、连环清欠、压贷挂钩”。1991 年通过注入银行306 亿元资金，加上地方和企业自筹24.5 亿元，最终清理掉欠款1360 亿元，相当于投入1 元清理4.1 元拖欠；1992 年继续加力，总共投入555 亿元，清理拖欠2190 亿元，提前一年完成清理工作。
现在整顿地方隐性债务，也吸取了这次清理三角债的经验，那就是限定清理时间，之后发生的新欠国家不再组织清理，这也被概括为源头治理、防止新欠。
但如果不解决计划经济、工业生产行政化的根本问题，三角债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三角债之所以发生，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工厂生产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导致大量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只能继续拖欠中上游企业的欠款；而生产由政府直接管理、盈亏都是铁饭碗，企业自然缺乏变革动力。
为解决根本问题，1993 年11 月大会提出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 年起集中推出系统性制度改革，也就有了大家熟悉的朱相推动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改革、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改革等三大改革。这三大改革配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理顺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这就是学习西方经验的第一步“肯定”。
在三大改革基础上，配合包括外汇在内的配套改革，为2001 年加入 WTO、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在前三十年奠定的强大工业组织能力基础上，共同成就了2000 年后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与美西方关系整体不错的阶段，2008 年北京奥运会堪称这一黄金时代的巅峰标志；奥运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次贷危机全面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格局、东西方关系急剧转变。
二、从“肯定”到“否定”
从2012 年开始，我们逐步进入学习西方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否定”。并非全面否定，而是越来越多地发现西方经验不是万能的，哪怕是西方经验最丰富的金融领域；在国家经济发展方向上，也越来越感觉到西方经验已经不适用，这也是2008 年次贷危机对很多人的启发。
典型就是2012 年世界银行建议中国经济发展强化服务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多人迷信所谓服务业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这就倒果为因了。服务业发展应该是结果不是过程，而西
方服务业占比极高也跟工业流失有关，更何况西方底子厚、科技领先、人口少，可以靠服务业维持不错的竞技水平。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自身工农业需求不可能靠外部解决，只能靠自己，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以实业为核心的发展道路。
于是就开始纠偏。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原本由北院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转到南院决定。北院、南院是两大机构的代称，分别代表政府和中央。作为国家经济运行核心的金融，自然不例外，更是重中之重。
有一本书小镇强烈推荐阅读，可以非常直观地理解2012 年以来发生的变革，那就是2024 年3 月出版发行的《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比如2024 年1 月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将2012 年以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归纳为八条经验；到了3 月《摘编》出版，目录在开头和结尾新增了“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以及“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两条。
从1994 年改革算起到2015 年就满20 年了，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17%，早就突破了“十二五”期间占比保持在5%左右的目标，2015 年还出现一年一个百分点的爆发式增长，这一年是房地产的又一次狂欢，背后是以地方城投、国企平台等为代表的地方隐性债。
但中国仍然极其匮乏金融人才，只不过这时候人才的定义已经变了，不再是动不动以西方经验为
标准，而是能不能真正研究透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能不能让金融为中国崛起做出更大贡献的人才。《摘编》摘录了2017 年初的原话：“我们太缺乏能够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金融人才了”；2015 年10 月还有一句特别直接的批评：“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要深入研判、评估风险，不能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
这也是国家和金融人士对“金融强国”的不同理解。决策层认为的金融强国，是金融要服务于强国目标，金融是手段不是目的；而金融领域相关人士自然是把金融强大作为目标，至于能不能让国家强大就是次要的了。这背后是中国和西方的根本区别：西方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是以人民为中心。
基于上述反思，金融领域也开始由北院主导逐步转变为南院主导，转折点是2015 年股灾；到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货币财政政策统一由中央决策。金融政策一改过去的西方化、放松化，转为越来越严，通过金融委、监管总局等部门的设立，开启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新时期。
对金融相关从业者而言，2017 年开始加速的改革已经称得上第二轮了，甚至产生了很悲观的想法，有几年也出现了强烈反弹。但小镇不这么看，至少到2023 年甚至2025 年，更多还是矫枉过正，要完成“否定”，是破旧、治标而非立新、治本。
人才培养的典型就是金融副省制度。虽然 20 世纪90 年代已经出现，2012 年后明显增多，但2016 年后几乎年年都有金融官员派往地方，省级班子配备金融副省渐渐成为制度性安排，目前的金融副省大概四分之三是2016 年后产生的，2018 年后再次扩围，从11 个省份拓展到2024 年的18 个省份。不过一开始更多是为了满足地方融资需求，很多金融人才就留在地方了；2023 年后开始出现变化，金融副职们开始回流金融领域。这一回流，跟此前分析香港乃至未来台湾治理是相通的，像香港和金融这样的复杂领域，掌舵人必须拥有全局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地或者一域。
当然，重大改革要求稳，毕竟治大国如烹小鲜，也不是 20 世纪从无到有的时候了。所以金融领域的改革看起来很猛烈，在当时看来水温是慢慢上升的，基本上几年才会有比较大的变动，但改变一直持续。
三、进入“否定之否定”
小镇觉得2026 年开始，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否定之否定”，在此前破旧的基础上，未来要建立新的、更适应中国特色和时代需要的新金融体系，所以才将其定义为第二轮金融改革。
2026 年跟1991 年也很相似，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拖欠账款问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高达28.8 万亿元，接近2025 年GDP 的两成，注意这仅仅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呢？非工业企业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回款周期已经拉长到
平均 71.9 天，而那些弱势的中小微企业，很多账期已经突破12 个月。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也不过3 年多，账款一次就是一年多，还怎么经营？根据高盛统计，2025 年包括政府、城投、国企在内的广义利息支出已经高达6.1 万亿元，加上其他利息支出恐怕还得翻倍。
而不同于1991 年三角债更多是计划经济导致的循环欠款，多数欠款只是账面上的，只需要少量注资就可以转回来。当时供给仍然小于需求，只不过在行政指令下生产的东西不符合市场需求导致滞销，通过改革很快就盘活了。但现在欠款就太复杂了，最主要的欠款方是地方政府、国央企和大企业，三者拖欠的原因也不一样。
地方政府是因为之前疯狂扩张，产生的实际效益并不好，加上三年突发意外冲击消耗大量资金，资金链断了，现在是真的没钱。至于大公司，那就是有钱不想给了，想压着账款牟利；央企特殊点，有层层转包关系，导致考核流程极为复杂，直接拉长了账期。
从2025 年开始国家关注拖欠账款问题，去年主要是推动明明有钱但故意拖欠的大企业。2025 年3 月公布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要求大型企业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 日内支付款项，并禁止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拉长账期，该条例6 月1 日起正式施行，关注最大的就是汽车行业。今年加速并深入，9 月国资系统下文要求央企国
企带头还钱。
现在压力已经传导到地方政府，伴随反腐强化，今年9 月10 日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推动地方加速还款。响应很快，目前很多地方国企和城投平台已经针对还款提出新要求，比如在合同里明确账期起算节点，对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供货商，也开始采取应付尺寸、应付早付。以行政力量推动加速还款，类似于1991 年通过注资解决三角债问题，相信能够得到有效缓解，未来随着债务置换、更大规模专项债到位，也很值得期待。
四、治本在于两点
但是这只是治标，关键是治本。小镇认为治本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打破中央财政对各类地方债务、央国企债务的兜底，建立风险定价制度。真正让市场决定这笔债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应该用什么价格买。2024 年以来在货币政策领域提出的价格改革就体现了这一点。
二是建立更加符合时代需要、更加精细化的信用体系，并配套建立破产出清制度。不能让烂鱼烂虾继续死赖着污染大环境。金融领域从2024 年也进入了大出清时代，典型就是这些年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加强监管，比如公募、私募等。
这也是2021 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的改革思路。
2021 年发布的《中国2021 年第四条款磋商报告》提到，中国80%贷款与 AAA 贷款之间的利差在200 个基点以内，只有少数高于250 个基点，但国际主要经济体250 个基点才是平均水平。这说明要么是中国银行发出的低风险低利率贷款太多，要么就是高风险贷款并没有获得足够高的利率，利率偏离真实市场。
说的直接点，前者对应大量央国企贷款。中国融资以银行为主体，银行厌恶风险，又被称为“当铺思维”，要求有足够的资产抵押，而背靠国家的央国企当然拥有巨大的资产背书，这就对应前面说的中央财政对各类地方债务、央国企债务的兜底：央国企以极低利率获得大量信贷，然后转手给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其他企业，从中套利。后者则对应地方城投等地方债务，这些债务对应的项目风险很大，很难收回投入，但同样因为中央财政兜底，导致如此高风险的贷款，拿到的贷款利率并不高。
于是就出现了借钱容易、还钱难，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却很难通过银行获得合适利率的贷款。银行也难，因为银行的机制就是需要抵押，习惯了吃利差，也不具备识别风险的能力，这跟1991 年太多企业习惯了计划经济时代、忽略市场需求是一样的。
世界银行2021 年建议：中国应该推动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主要是提高利率，通过更高的利率倒逼信贷市场结构转变，把部分银行的贷款转移到
债券市场，也就是通过价格市场化改革，推动直接融资。之后几年国家没有采纳世界银行建议，这跟前面说的处于“否定”阶段有一定关系，当然更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的建议要对体制机制动大刀，要类似 20 世纪90 年代一样推动国企改革，甚至还要调整央地财税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那几年更关注的是信贷总量维持稳定。但几年下来信贷总量还是掉下来了，而且暂时看不到回升迹象，那就说明还是得从根本上下手。
2024 年后，价格改革成为各领域的重心，以价格推动全面改革，金融也不例外。怎么改需要探索，但小镇可以明确改革成功的标志，那就是像 20 世纪90 年代一样，根本解决新一轮长期拖欠债款问题，直到新机制面对新变化出现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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